筑亭修史，矢志擔當亡國史志
金哀宗天興二年（公元1233年）春，金國西面元帥崔立投降蒙古國。四月元好問隨同金朝官員被俘至山東聊城。天興三年（公元1234年）蒙滅金國，元好問一心輔助的金國終于垮臺。
元好問深知，金國滅亡是大勢所趨，歷史必然。自己作為金國舊臣，此時已成為一介遺民，由于多種原因，要讓自己輔助新朝已不可能，在這種思想指導下，他審時度勢，繼續擔起歷史重任，以“國亡史不可亡”為己任，于蒙古太宗十年（公元1238年）八月從山東冠氏啟程，十一年（公元1239年）夏蕭然一身，身無所帶，回到故鄉忻州隱居，在鄉人幫助下，在女兒元嚴的協助下，構筑野史亭，采集野史，從事著述，從另一個側面，再次展現出他的愛國情懷。
元好問修史是在十分困難的條件下進行的：第一、自身地位低。元好問修史的時候，已是金朝遺民，不是什么朝廷顯赫的官員，沒有俸祿收入，生計很難保證；第二、手頭資料很少。他四處采訪搜集，尋訪遺逸，雜錄記載。這將消耗他很大的時間和精力，隨著年齡增大，對他的困難和挑戰也就越大；他在《野史亭雨夜感興》詩中這樣寫道：“私錄關赴告，求野或有趣。秋兔一寸毫，盡力不易舉。衰遲私自惜，憂畏當誰語。輾轉天未明，幽窗響疏語。”其中“衰遲私自惜”，正說明年齡對他的挑戰。第三、修金史風險大。因為作為史料，應該客觀公正，對歷史上存在100余年的金朝而言，也有鼎盛的時候，也有奮發有為的時候，而要如實客觀記述這些，元朝是否允許這樣？如果元朝以“圖謀不軌，反元復金”罪名相扣，作為做過金朝官員的元好問又何能擔得起？
面對困難和挑戰，元好問迎難而上，沒有退縮。他爭分奪秒，奔波在晉冀魯豫等地，全力以赴完成修史任務。先后完成《中州集》、《壬辰雜編》、《金源君臣言行錄》、《南冠錄》等書，共計百萬言，為元人撰寫金史作出了很大的貢獻。《四庫全書總目·遺山集》記載：“元人修《金史》，多本所著，故于三史《遼史》、《金史》、《宋史》中，獨稱完善。”誠如其學生郝經在《元遺山先生墓志銘》中寫到：“每以著作自任，以金源氏有天下，典章法度幾及漢唐，國亡史興，己所當為；而國史實錄在順天道萬戶張公府，乃言于張公，使之聞奏，愿為撰述。奏可，方辟館，為武安樂夔所阻而止。先生曰：‘不可遂令一代之美泯而無聞’，乃為《中州集》百余卷，又為《金源君臣言行錄》。往來四方，采遺逸，凡有所得，輒以寸紙細字，親為記錄，雖甚醉不忘，于是雜錄世事至百萬余言，捆束委積，寒屋數楹，名之曰野史亭，書未就而卒。”誠哉斯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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