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你去后的那天，刮了大風，不知你受涼了沒有，我很擔心，在一塊兒時，有時還會吵吵嘴，分開了卻非常想念。敵人又要發動圍剿，但我們已經做好了準備，一定可以粉碎敵人的進攻。我寫到這里，我們的孩子又在亂動了，但我會保護好他的，請你放心……”這是抗日女英雄李林所寫，當時她已有三個月的身孕，給丈夫的信未及寫完，便于次日血灑疆場，壯烈犧牲。如今，這封信在大同紅色記憶館展出。對這樣的革命文物，我們有責任也有義務，深化價值挖掘和活化利用。
每一件革命文物背后，都承載著可歌可泣的感人故事。在石樓縣的紅軍東征紀念館陳列著一只發黃的羊皮浮筒，是1936年紅軍東渡黃河時使用過的，是一級革命文物。當年，羊皮浮筒在沿黃一帶很常見，幾乎家家戶戶都有幾只，是常用的渡河工具。紅軍戰士深入發動，廣大百姓積極響應，紛紛把羊皮浮筒捐獻出來制成羊皮筏子，幫助紅軍渡河。其深刻啟示在于，依靠群眾、勇于創新，就沒有克服不了的困難，深化革命文物價值挖掘和活化利用亦當如是。
山西是著名的革命老區，留下了眾多革命文物。我省第一批革命文物名錄已公布，共有全國重點文物保護單位22處、省級文物保護單位52處、市級文物保護單位79處、縣級文物保護單位534處，可移動革命文物包括一級文物541件（套）、二級文物251件（套）、三級文物3686件（套）。硝煙散去，歷史永存。這些革命文物是“會說話的歷史”，成為中國共產黨領導中國人民進行革命、建設、改革，中國人民爭取民族獨立和人民解放的有力見證，同時也為深化革命文物價值挖掘和活化利用提供了不竭“富礦”。
睹物思人，見物知史。我們目睹李林沒有告別的絕筆信，就會感懷“甘愿征戰染血衣”；看到紅軍東征使用過的羊皮浮筒，就會感念“創業艱難百戰多”。同時更加深刻領悟，為什么說中國革命勝利是無數革命先烈用鮮血和生命換來的，為什么說“江山就是人民、人民就是江山”。互聯網技術的誕生和發達，為深化革命文物價值挖掘和活化利用創造了條件。做好這項工作，就是要通過互聯網產品制作、互聯網渠道傳播，讓革命文物走出展館、走到線上，走出有別于展覽、書本、影視等傳統方式的創新之路。
深化革命文物價值挖掘和活化利用，保護是前提。2015年3月，十二屆全國人大三次會議修改立法法，賦予所有設區的市地方立法權。2019年10月1日，《山西省紅色文化遺址保護利用條例》施行。今年1月，全省第一批革命文物名錄公布。陽泉市作為我黨創建第一城，還將為紅色文化保護傳承立法。這樣做是因為，在革命老區，省級、縣級文物保護單位往往處于偏遠山區，點多面廣，且當地財力有限，資金缺口較大。還因為，有的紅色遺址從文物的角度來講沒有定級，但從紅色文化遺址角度定級，就可以納入保護范圍。
習近平總書記對革命文物工作作出重要指示指出，革命文物承載黨和人民英勇奮斗的光榮歷史，記載中國革命的偉大歷程和感人事跡，是黨和國家的寶貴財富，是弘揚革命傳統和革命文化、加強社會主義精神文明建設、激發愛國熱情、振奮民族精神的生動教材。事實證明，開展黨史學習教育，革命文物發揮了“由物及史、以物講史、見物知史”的獨特作用，也使革命文物保護利用問題受到更廣泛的關注。與此同時，紅色旅游不斷升溫則證明，深化革命文物價值挖掘和活化利用，大有潛力、大有前景、大有可為。
徐補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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