每個中國人一定都在錦繡河山、繁花似錦、錦上添花的語境里通曉了“錦”的華美。偶爾不免會想，為什么是“衣錦還鄉”，而不是“衣繡還鄉”呢？從時間來看，繡與錦的出現可能相距甚遠。從文獻上看，先秦有《尚書》所載關于“繪繡”的篇章，西漢則有賈誼“美者黼繡，是古天子之服”的記述，而“衣錦還鄉”卻是《舊唐書》里的典故。雖然《詩經》中早有“萋兮斐兮，成是貝錦”的描述，但在物證里，錦的花紋尺度真正與繡相媲美確實要在隋唐之后。從工藝技術上看，繡的出現和史前人類縫綴衣服的工藝息息相關，而錦卻是在中國人發現并獲取了絲線的背景下才逐漸發展的織物類型。相較于更易自由裝飾的繡，我們從錦中更能看到中國古代衣飾發展的歷程。
湖北江陵馬山一號楚墓是一個很好的觀察坐標。由此，我們能較為直觀地看到中國衣飾的審美旨趣與手工技藝的發展邏輯。這里出土刺繡的花紋尺度巨大、配色活潑，雖僅使用鎖繡技藝，但其紋樣裝飾獨一無二。與之相對的是，這里出土的織錦不僅尺度、用色等均有限，花紋也因過于幾何化而顯得稚拙。
在錦的歷史證據出現之前，新石器時代的中國人，已經開始使用麻、毛纖維織出多種織紋肌理，如平紋、斜紋等，此時中國也有了發現蠶桑的最早證據。到了商周時期，人們主動種桑養蠶，已不再滿足于綾（斜紋絲織物）、羅（絞經網孔絲織物）、綢（平紋絲織物）、綺（單色花紋絲織物）的“素面朝天”，開始追求起“萋兮斐兮”的錦了。
任何工藝技術都不是一蹴而就的。在隋唐之前，即便是看起來揮灑自如的刺繡，主要針法也僅鎖繡與打籽兩種，它們的源頭是縫紉的鎖邊工藝（鎖繡）與收針的打結技法（打籽）。與今日大家所熟悉的以平針為主要針法的刺繡相比，鎖繡與打籽的表面肌理較為粗糙。古人是不是因為早期繡紋“粗糙”而追求錦紋的發展？我們不能確定，但可以知道的是，從中國人使用蠶絲開始，絲與織就開始了彼此成就的歷程。
中國先民最初使用麻、毛纖維進行交織，用手梳理經線并穿引緯線是一種常態。但對于纖細的蠶絲而言，手經指掛的操作極易損傷纖維，因此可以說，是蠶絲的特質成就了中國古代織造技術的全面發展。《列女傳》中指出，春秋時織機的基本部件都是為了適應蠶絲的纖細而發明的。極具規范的部件、高精高效的生產，對手工業時期的人們有極強的吸引力。錦的紋、色發展也就在絲與織的彼此成就中逐漸成熟。縱觀織錦史，我們會看到一條在織紋尺度上不斷變化發展的歷史線條，而織紋從小變大是必須經歷的技術過程。
在古人的觀念中，以德行來分辨人之高低是受到認可的，人穿的衣裳成為“報功章德”的最佳載體。可以說，越是身著明顯的花紋裝飾，越表明此人德行能夠順應天地，于是有了帝舜“予欲觀古人之象，日、月、星辰、山、龍、華蟲，作會；宗彝、藻、火、粉米、黼、黻，絺繡，以五采彰施于五色，作服”的衣紋理念。先秦的紋樣以禮儀或崇拜為主，漢代將祥瑞的觀念引入織物，魏晉之時強大的絲綢貿易為織錦帶來了舒展的“花開富貴”……經與緯的交錯，花與色的相彰，紋與形的舒展，是織錦紋樣比刺繡加工更“天然”的優勢。織錦技術發展至隋唐，擴大了織紋的尺度面積，擁有了更易顯“貴”的資質，于是，在盛唐才有了“衣錦還鄉”的體面，甚至出現了宋之問以文采“奪”錦的佳話。
隨著生產力發展，更多的人間繁華景象在織錦上呈現，不僅有花卉、樓閣，甚至生活日常也成為裝點衣裳的紋飾素材。隋唐以后，錦、繡在裝飾上日趨統一，人們既愛錦的華貴，也喜繡的靈動，民間的衣著與審美有了更大發展空間。更有趣的是，明代詔令之中，常出現對衣著色彩、紋飾的制約規定，這從一個側面體現了民間織錦業的繁榮與發展。也正因此，明代發展出了花紋單位長逾十米的定織衣料，它們以“織成”聞名，比今日所說的“高級定制”要更為耗工費時。
衣錦，以衣之紋彩，彰人之德行。它團花簇擁，既是德慧兼備的象征，也是時代旨趣的體現。（羅茜尹 司志文）
（責任編輯：盧相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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